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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重读《水浒》:宏“观”正义与野蛮的道德困惑

信息来源:南网知行  发布时间2020-06-04

  水浒故事流传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本身说明人们对其的喜爱。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却对一个问题越感困惑。即《水浒》要传递怎样的思想主旨?换言之,对108将的所作所为该怎么看。

  很多人直言不讳地说,水泊梁山上的就是一群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强盗,谈不上是什么“英雄好汉”。说实话,如果通读过一遍原书的话,很难不产生类似的想法。比如,我刚看到的“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一回,宋江为赚朱仝上山入伙,让李逵劈死了沧州知府年仅四岁的儿子。这样“忒毒”之举在《水浒》中实则屡见不鲜。将受害者杀死后“割下头来”是“好汉们”逞凶后的一贯做法,甚或开膛破肚、扯出心肝之类描写也多次出现;武松杀潘金莲 、杨雄杀潘巧云、李逵炙烤碎割黄文炳心肝让众兄弟下酒;滥杀无辜、随意连坐,在打败对方或完成复仇后,殃及无辜,不分官军百姓,一概杀戮;武松杀死张都监满门十五口,扈三娘全家被李逵所杀自己还被逼与矮脚虎结婚等等。

  阅读《水浒》很难不产生“梁山好汉不好汉”的道德困惑。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困惑自其流传之日起就没有间断过。明代后期一直到清代,每次禁书都要禁《水浒》,理由就是“诲盗”。记得大学上古代文学作品赏析课时,老师就说《水浒》有“滥杀无辜、歧视女性”的缺点。

  如以现在法律道德标准来看,梁山好汉称得上“好人”的没几个。但若只是简单地看到故事中野蛮残忍的一面,并据此论断全书,未免太粗浅了些。文学本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重在构想的现实不可能或极端情境中引人入胜,带来艺术上的独特体验。不过至少说明了《水浒》主旨的复杂性,其并不是常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好汉歌》所表现的那般正义凛然,也不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等评语所简单定论。所以,背后还涉及《水浒》该怎么读,甚或小说等文学作品该怎么读的问题。

  撇开学术界的争论不谈,坊间和网上对于水浒人物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方式本身就有误导之嫌。必须廓清的是,尽管作者对宋江聚义总体是持褒扬态度,但并不是基于简单的“好人”“坏人”的标准来呈现108将的故事。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即已暗示,36天罡、72地煞本就是“魔君”,“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相信,如果只是脸谱化直截了当地正义击败不公的因果循环,《水浒》也不会成为流传数百年的经典。《水浒》超越了早期的评话,除了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之外,想必也有人物刻画更为饱满、生动、复杂的原因在内。如杀人如麻的李逵却因对方的孝顺动了恻隐之心,放了假扮自己抢劫的李鬼。

  对文学作品文本本身的阅读显然是读者理解其主旨、艺术特色的最基本最重要途径。但对于《水浒》这类创作时间比较久远的古代小说而言,还应适当关注它的成书过程及版本问题。就像围绕《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者为谁及艺术思想性的争论不休一样,《水浒》的作者、成书时间都是未解之谜。尽管通行版本都写作施耐庵(或加一个罗贯中),但也有不少论者认为《水浒》是长时间内接力修改编纂之果,不是一人一时一气呵成,施、罗不过是一个权当作者的符号而已。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水浒》的故事并非作者(或编者)的原创,而是对成书之前的民间杂剧、话本(说书人故事)、《宣和遗事》及一些史实的杂糅融合。宋江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不过记载极为简略,李逵、鲁智深、武松、杨志、晁盖等人的故事之前民间已有流传。

  实际上《水浒》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也与其这种颇为“市井”“民间”“面向贩夫走卒”的成书过程相契合。比如,《水浒》与同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无论取材来源还是内容特点,显然都不属于一个类型。《红楼梦》成书后最开始是在一些士大夫阶层中间传阅。雪芹写不出大口喝酒、快意恩仇的梁山水泊故事,《水浒》作者自然也驾驭不了大观园的儿女情长和兴衰变迁。这也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水浒故事的粗野一面。

  相比于《红楼梦》的细腻恢弘及构思缜密,《水浒》总体叙事更为单线条和简单直接,反映的价值倾向也更为拙朴,更接近于市井百姓的认知。《红楼梦》整体的有机性使得读者无须过分联想,就能从众多在同一时空下活动的人、事描写中体会到“大厦将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苍凉。水浒则需要读者在细读之外宏“观”,否则很容易在一篇篇短篇连缀的结构中陷入迷失。水浒故事从细节叙述来看,的确有不少血腥野蛮之描写,但若从宏观把握,其所表现出的一定程度上对于腐朽昏庸统治的“反叛”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很具突破性和了不起。同时,其一定程度上所呈现出的“招安”与“反叛到底”两种宿命的尖锐矛盾,也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思辨意义。宋江一伙由于没有先进的革命理念作引导,其集体所表现的追求正义的道德悖论(好汉们很多时候实现正义的方式本身很不正义)矛盾到后期就越发尖锐。等待它的要么是在官民的联合反对中覆灭(因它不能得到更多普通百姓认同,而过火的杀戮也使其成为封建地主武装的死敌),要么是招安融入到现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矫正自身“合法性”上的缺陷,没有第三种可能。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来看,宋江接受招安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现在解读《水浒》的新观点很多,给人很多启发。比如,很多人考证作者在涉及北方地理位置及气候知识上处理有不少漏洞,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水泊梁山竟还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不太符合冬天的萧杀冰冻气象,因此断定作者为不太熟悉北方地理气候的南方人。论证严密,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些解读“为新而新”,脱离文本太多,而有哗众取宠之嫌。比如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说武松性苦闷,仅仅就根据小说对武松杀死潘金莲时的动作的只言片语描写,显得太不严谨。带着问题阅读,就不会陷入琐细而有些重复的故事中,而享受到更多与作者和书中人思考“神交”互动的乐趣。

  文/王艳春 深圳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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